1416期新新聞於4月24日發行
2014年04月23日17:08
本新聞由新新聞提供
撰文／陳志柔
台灣寶成集團旗下的東莞裕元鞋廠，自四月五日起陸續發生罷工，至今十餘天尚未平息。這是近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工潮之一，它恰恰體現了當前中國變局的軌跡。
具體而言，裕元罷工事件有三個重要意義：首先，這個抗爭訴求具有普遍性與感染力，這一波下來，舉國皆知，已預告下波工潮即將星火燎原；其次，台商資本家憑藉權貴關係，結盟地方政府的營利模式，顯然已罩不住，以往嘗到的甜頭，也將加倍奉還；最後，習李政府面臨經濟衰退與人民抗爭，左支右絀之際，更加仰賴暴力鎮壓，如此極可能會給政敵可乘之機。
一旦遍地工潮，抗議對象就不是老闆，而是老共了。
引爆點，社保基數縮水
東莞裕元鞋廠罷工的抗爭議題，源於社保繳存基數低於工人實領工資、繳存年數不足，且絕大多數工人未繳存住房公積金。其中，最核心的是養老保險；例如，二○一三年以後，一般員工的養老保險基數，都以一二年東莞社會平均工資一八一○人民幣計算，但絕大多數工人的收入都高於此數。由於基數縮水，大大影響了未來養老金數額。
另外，裕元住房公積金只有課長級以上的管理人員才加入，而且只以最低工資標準做為繳存基數。更重要的是，裕元員工全員加入社保是在○八年《勞動合同法》頒布後，○八年以前，只有班長級以上管理人員加入社保。且社保五險（養老、醫療、失業、工傷、生育）並非一步到位，其中繳費比例最高的養老保險，直到晚近幾年才開始，東莞養老保險的企業繳費比率，是工資基數的一四％。
一四年的勞動法規明確規定對養老保險基數的計算方式，裕元未按照工人實領薪資申報繳納，明顯理虧違法。就繳存年數而言，工人自己會以本身任職年資計算，結果都發現投保「年數不足」。尤其裕元的工人很多都已累積十餘年的工齡，多數人並未一開始就加入社保，如今當然要回溯既往，爭取權益。
資方搬出法令辯解稱，企業為工人依法購買社保，是○八年《勞動合同法》才明文規定；社保變成「強制險」則是一一年《社會保險法》及一三年《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》頒布後才具體成立。《勞動合同法》實施以前的社保，企業是否有義務幫工人回溯「補繳」，法律及政府並無明確規定，所以才引發現在的爭議。
地方政府攤派社保名額給廠商
在住房公積金方面，一二年東莞繳存住房公積金的總人數，僅占應繳人數的二○％，直到去年，對於私營與外資企業是否強制推行繳存住房公積金，東莞政府也還沒有強制規定。
不過，法律條文的詮釋與辯解，僅是問題的側面；畢竟，這是在中國，法律如何被執行才是重點。同樣的《勞動合同法》與《社會保險法》在不同地區、不同企業，面對不同身分者，就會有不同的執行模式。
例如，長三角多是足額繳納社保，珠三角的東莞普遍不足額繳納，深圳的大廠（包括富士康）也是足額繳納。在同一地區，企業的屬性（國營、私營、外資）決定了它們是否替工人繳納社保，本地私營企業少有繳納。最後，同一企業內，不同身分職級者（如：市民、工人、班組長）也有社保差別待遇，生產線上的農民工，備受歧視。
從一九九○年代台商大舉西進以來，台商資本家在中國就是靠政商互惠，用關係喬事；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他們習於逐層建立人脈，在禮尚往來、觥籌交錯之間，互相解決彼此的困難。以社保為例，○八年以前，東莞地方政府攤派若干名額給裕元，裕元就接受辦理。社保覆蓋率是地方政府下給企業的指標，雖然逐年提升，但也是互相喬出來的；畢竟，社保覆蓋率愈低，愈節省企業成本。
國際買主會加速撤出中國
過往二十餘年來，在一片欣欣向榮的工業發展與城市開發中，地方政府與台商資本家互相照顧、互蒙其利。利益被犧牲的群體，是在城市討生活的農民工，及在台商企業任職的台幹、中幹。但近年來，勞動力短缺，勞動及福利政策也架構完成，地方政府與資本家已無法合力壓住工人維權的浪潮。
裕元資方面對數萬人罷工的最理性反應，應是認錯認賠，及早復工，沒必要申辯社保缺失源自於地方政府的法規架構。畢竟，比諸過往從低廉勞動力及房地產獲得的暴利，支付工人社保及公積金，實屬九牛一毛，早該做了。
尤其工人的社保支出，是愛迪達（Adidas）、耐克（Nike）等國際買主願意買單的成本項目，其實不會傷害裕元的長久獲利。但可以預見的是，國際買主會放棄早年要求裕元向中國內地遷移的決策，加快撤出中國的速度，擴大撤出的規模，將生產線移往東南亞各國。
台商成中國民族主義洩憤對象
中國地方政府會是這次工潮最大的擔心受怕者，它也將概括承受接下來遍地工潮的動盪風險。從一九九○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以來，如今累積了二十餘年的工齡，他們受制於城鄉二元體制的身分歧視，無法在城市生根落戶，又受到勞動體制的階級壓迫，辛苦一、二十年，仍無法看到安頓餘生的積累與有尊嚴的願景，他們憂心不平、憤恨燥鬱。
他們看到裕元工人集體維權罷工，即使警察暴力壓制又拘捕工人，但抗爭勝利的成果是甜美誘人的，抗爭的訴求誰不感同身受？抗爭的經驗與場景此刻已經透過手機穿越廠區，觸動人心。
除了抗爭議題與群眾心理，成功的集體抗爭，必須仰賴動員過程及策略談判，也就是那一小撮領導者的串連與判斷。近年來，台資企業的罷工抗爭急遽增加，這些抗爭領導者多是廠內的資深陸幹，他們或憂心不滿自身貢獻二十餘年的處境，或曾要求更好的待遇卻遭拒，因此往往成為集體抗爭有力的領導者。
另外，珠三角在地耕耘的勞工ＮＧＯ（非政府組織），如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、廣東番禺打工族等，在本次裕元罷工過程中也組成罷工援助小組，利用ＱＱ（即時通訊軟體）與微博（網路交流平台），有效地提供法律建議與行動呼籲，促使工人透過集體談判，能得到最大的權益保障。
台資企業面臨中國工人的集體抗爭，必須承受中國民族主義的憤恨情緒。在這一波裕元罷工抗爭中，出現不少諸如「打倒台灣佬剝削者！打倒大陸走狗漢奸」的標語，台灣幹部置身其中，五味雜陳，只想回家。對於其他台商而言，如果工人們也群起效尤發動抗爭，要求回溯正確基數的養老保險金，甚至住房公積金，那增加的成本恐怕是難以承受之重。
台商西移內遷省不了成本
其實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，多數並沒有遵照國家法令，要求企業如實繳付員工社保金。部分台商遷往內陸省分，企求減少勞動成本與社保支出，卻發現內陸省分缺乏穩定合格的勞工，農忙季節工人就不見人影；且在地農民仰賴本地關係，他們更敢抗爭要求，到最後，內遷台商也沒有省到什麼成本。
台商在中國，好日子不再來，處境更加艱辛。中國政府面對即將滿潮湧現的農民工大規模抗爭，要社保、要養老、要買房，能鎮得住、挺得過嗎？（本文作者為中研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、國立清華大學中國學程副教授）